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

2019-11-17 15:02:08

驻外大使是国家的代表,一举一动体现政府的形象和意图。如果有与政府既定主张不相符的言行,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
  
  周伯萍1972年底被任命为驻希腊首任大使,1973年春赴任,不久,便发生了他预想之外的“雅典事件”。他回忆: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将捷克斯洛伐克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便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临时代办,一下车就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做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别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经他提醒,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在仓促的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第二,立即向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尽管周伯萍尽力补救,还是把他紧急调回。回到北京,他才知道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盛怒:“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请求处分。驻希腊使馆接到通报后,也作了检讨,主动分担责任,并报告周伯萍事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真检查等情况。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
  
  5月19日,的意见上报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5月24日,看到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就改变了“雅典事件”的定性。周恩来见到的批示,再次批示:“请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周伯萍总算有惊无险,过了一关,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以色列长期对释放善意,寻求关系正常化。1992年1月,两国终于正式建交。但这方面的破冰工作,不在上世纪70年代周伯萍的权限之内。
  
  另一位大使,则为调整某些对外政策,主动作出了努力。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公开论战,阵营发生分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等国站在苏联一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和中、苏双方都保持关系,与中国立场一致的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明灯”。
  
  1967年初,中国所有驻外使节撤回国内,参加“”。1969年春天,九大闭幕,才重新向外派驻使节。当时,和刚刚当选九届委员,决定他们分别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和法国的大使,表明对中阿、中法关系的格外重视。行前周恩来还专门与谈了话。
  
  1969年5月16日,到达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主要领导人的隆重接待。但与阿方领导人的接触中,感到双方并非完全一致。阿方赞扬中国“”中的极左思潮,不赞成中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对此颇有看法,特别是在中国援助问题上,阿方狮子大张口,尤其感到忧虑。
  
  中国自1954年以来,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曾达到过400元,是勒紧裤腰带搞外援。但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副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谢胡陪同乘了六小时汽车,一路谈话几乎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自己的‘鞍钢’,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只好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阿尔巴尼亚还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电视机都很稀罕,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当地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中国援建的化肥厂,本应用中国设备,但阿方指定要用意大利设备。中国只好用外汇买来安上。机器坏了,副总理查尔查尼又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更换,被拒绝了。
  
  还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想向国内反映,但又心存顾虑。说“欧洲明灯”的坏话,后果难以预料。1962年,中联部长向建议,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被批评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几次突然大幅度提高外援项目金额,让周恩来等领导人措手不及。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感到无能为力,将他的信转报。
  
  后来回国,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幸好看了的信后,给以称赞:“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后来参加使馆大扫除,爬到高处擦玻璃,不留神摔下来,左腿骨折。当地医疗条件差,只好回国治疗。周恩来报请同意,让出任中联部长,结束了大使生涯。
  
  将军已经去世13年了。但他作为外交官,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敢于直谏的精神,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