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深入人心：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的胜利

　　核心提示：战争的结局完全符合他们的期望，日本战胜了俄国。立宪派人士认为，这种“以小克大”的结局除了用立宪与不立宪来解释，再也找不出别的理由。其他开明人士也受到了启示，纷纷说：日俄战争不是军队竞争，而是竞争；不是日俄两国之战，而是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结论是：专制必败，立宪必胜。日俄战争有力地刺激着国人的觉醒，连许多守旧人物也鄙弃专制，投入立宪运动的洪流。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仿行”的上谕。这道上谕在叙述了中国国势不振和各国富强的原因后写道：“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拟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所谓“”，就是民主的。当时的西方国家有两种政体形式，共和国家实行民主立宪，如美国、法国等；有君主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如英国、德国等。上谕中所说的“立宪”即指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就是制定宪法，将无限制的君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无宪法限制君权，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根本区别。而宣称“仿行”，“以预备立宪基础”，就是公开承认中国的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必须向外国学习，大加改革，为实行正式的民主打下基础。
　　戊戌政变时，慈禧曾把提倡君主立宪视为大逆不道，而今则准备实行。短短几年时间，其态度何以会有如此重大变化？这就需要从此前的国情谈起了。
　　出逃途中下令实行新政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欲加利用之，报复与之有一定矛盾的列强，于是下令开战，结果大败，北京沦陷，她急忙率光绪皇帝等人仓皇出逃，一直逃到西安方才稳定下来。1901年9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蒙受如此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有识之士均认为这是慈禧推翻戊戌维新、重用顽固守旧大臣所造成的恶果，纷纷要求她下台。列强对慈禧的顽固守旧更加厌恶，曾想把她当作祸首处置。慈禧感到脸面丢尽，无法向天下臣民和反对开战的光绪帝交代，相当懊悔。为博取列强好感，笼络人心，保住统治地位，她在出逃途中即下令实行新政，接着设立了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督办政务处。其后虽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改变，然而由于徘徊观望、敷衍塞责的官员多，成绩并不显著。
　　早在慈禧推翻戊戌变法以后的1899年，有识之士就发出了让帝光绪重新执政的呼喊。人民急欲改变国弱民贫的面貌，迫切要求在上来一番根本的改革。
　　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
　　国人首倡“君主立宪”者为郑观应，大力宣传这一思想的，要推“界之骄子”梁启超。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介绍了世界上现存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指出君主立宪最为优越，立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也要立宪，任何人都阻挡不住。如真爱国，就应当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但他又认为中国现在还不能马上实行，应先做好预备立宪的工作，并设想了实施的次第。其后，梁启超又连续撰文阐述思想，劝告清廷实行立宪。
　　在日本的部分留学生和国内的先进分子也将立宪视为救国方案之一，大力呼吁。君主立宪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初步勃兴起来了，维新派的称谓遂为立宪派所取代。
　　日俄战争不是军队竞争，而是专制与立宪之争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而爆发战争。由于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又是在立宪的小日本和专制的大俄国之间进行的，立宪派人士倍加关切。他们见全球富强之国不是立宪，就是共和，认为立宪胜于专制乃是世界“公例”。可是，由于素称强国的俄国存在，他们又对这一“公例”发生怀疑，不敢遽下结论，说话的口气硬不起来；他们期望日本胜利，证明这一“公例”。
　　战争的结局完全符合他们的期望，日本战胜了俄国。立宪派人士认为，这种“以小克大”的结局除了用立宪与不立宪来解释，再也找不出别的理由。其他开明人士也受到了启示，纷纷说：日俄战争不是军队竞争，而是竞争；不是日俄两国之战，而是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结论是：专制必败，立宪必胜。日俄战争有力地刺激着国人的觉醒，连许多守旧人物也鄙弃专制，投入立宪运动的洪流。
　　民族危机的加重也加快了要求立宪的步伐。在日俄战争期间，英军攻占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条约，妄图把西藏作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德国和法国都派军舰驶入鄱阳湖，提出无理要求；美国则索取榆林、延安两府的矿权；俄国还分兵侵犯新疆的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地。立宪派大声疾呼：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欲救其亡，只有彻底改革专制制度，实行立体。
　　革命运动的兴起
　　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促使立宪运动高涨的又一因素。1904年国内革命团体相继出现，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立宪，反对君主立宪。
　　立宪派对革命极为同情，但认为革命不一定能够成功；即或成功，也要造成天下大乱若干年，消耗无数民财，残害无数人命，大伤国家元气；倘若列强乘虚而入，国家即有被瓜分的危险。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和利益考虑，倒不如全国人民促进清廷实行根本的改革来得稳妥而有利，所以他们反对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他们说，要消除革命，只有实行立宪一途。因为实行了立宪，一切平等，就可以融化满汉形迹，平息汉人的不平之气，汉人就不会仇满、排满、革满人之命了；立宪以后，国民取得了民权，可以参政，革命党人的目的达到，也没有借口了。
　　“立宪”二字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基于以上几种因素，再加上海的《中外日报》、《时报》、《东方杂志》和天津的《大公报》等积极鼓吹，至1905年，赞成立宪的人数骤然增多了，立宪的呼声更加高昂了，上自权贵大臣，下至学校士子，无不言立宪，“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群呼：“今日俄之役既明明示以立宪之利、专制之害，苟中国之人心犹未死尽，则其幡然悔悟，固不必待上智神圣之生”。“二十世纪之时代，不立宪诚无以为国，不自由诚无以为民”。“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一时间，立宪的声浪响遍全国，“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形成全国性的运动，“立宪”二字，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立宪精英的奔走活动
　　在大造的同时，立宪派的精英开展了实际活动。江苏、浙江的立宪派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中心人物有张謇、汤寿潜以及张元济、赵凤昌、张美翊等人。他们认为要促成立宪，首先必须策动地方和权要，打通其思想，使之对朝廷施加影响和压力。
　　日俄战争刚刚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便进行了紧急磋商，一致主张政府应当迅速派遣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属于中国，否则将来非常危险。并将想法向办理商约大臣盛宣怀陈述，请其联合大员作速上奏。盛宣怀遂与吕海寰、端方、魏光焘和岑春煊联衔上奏。但执政者以为为时过早，奏折被留中。立宪派人士得悉，又致函两广督署的幕僚们敦请岑春煊牵头，联合一批满汉大臣，合词再请。
　　张謇捐弃前嫌，劝袁支持立宪
　　张謇则不断地与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讨论立宪问题，并代他们拟出立宪奏稿。张之洞小心谨慎，嘱其探询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早年为庆军幕僚时，曾受提督吴长庆的委托，教授袁世凯读书；吴长庆去世后，张謇鄙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断然与其绝交，至此已20年。考虑到如能得袁世凯加入倡导，对推动立宪极为有利，张謇毅然捐弃前嫌，致袁一函，劝其效法明治维新时期的等人，赞成立宪。袁世凯认为还不到时候，没有同意。张之洞和魏光焘见其如此，未将奏稿呈进。
　　此招不成，张謇和汤寿潜等人又进行了多次会谈，让张美翊上书军机大臣瞿鸿禨，请他认清形势，果决地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张謇听说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及其子商部尚书载振有赞成立宪之意,马上催促赵凤昌赶紧印刷《日本宪法义解》，分送宫廷和达官贵人。接着汤寿潜又致函其师瞿鸿禨，加以鼓动，同时献策说，应将派人出洋考察与保卫国家结合起来。
　　对大臣们接连不断的奏请，慈禧
　　十分重视
　　1905年6月，张謇再次致函袁世凯，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辞。袁世凯果然心动，联合调为两江总督的周馥和张之洞奏请实行立体，以12年为期。不久，岑春煊亦电奏：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瞿鸿禨在接到《日本宪法义解》后，即派其弟前往上海选购各国宪法方面的书籍，此时又秘密向慈禧面奏派员出洋，并准备亲自出洋考察。此外，还有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的上书和云南巡抚林绍年的奏请。对大臣们接连不断的奏请，慈禧十分重视，7月上旬即命朝中大臣对是否派遣大臣出洋考察进行多次讨论。同月16日，便颁发上谕，派遣载泽、徐世昌、戴鸿慈和端方为出洋考察大臣，命他们率领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以期择善而从。”这一决定预示着清政府将在制度上加以变革。
　　五大臣出洋考察
　　为了节约时间和经费，五大臣出洋考察分途进行，载泽、徐世昌、绍英（后来加派的）一行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端方一行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1905年9月24日，载泽等人由北京正阳门乘火车起行时，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载泽与绍英受伤。炸弹惊醒了权要们，他们越发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立宪派也以此事为契机，要求政府速行立宪。
　　俄国一立宪，世界上的专制大国就剩下一个中国了
　　11月，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将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反抗专制统治，迫使沙皇政府让步，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和信仰自由，扩大选举权，召开国家杜马（议会）的情况报告了清政府。俄国一立宪，世界上的专制大国就剩下中国了，慈禧深感孤立，马上谕令政务处大臣先拟出立宪大纲，待考察五大臣回国后再行修改。接着，出使美国大臣梁诚等人奏请宣示立宪宗旨，颁布地方自治制度，制定集会、言论、出版法律，5年改行立体。慈禧又下令设立了考察馆，专门研究、编选各国资料，供朝廷参考。12月，考察五大臣分两起先后出京，由上海放洋。
　　考察大臣们除了考察既定的出访国家，还参观了几个小国，一共周游了14个国家，1906年7月回到国内。
　　考察大臣的最大收获
　　通过这次出访，考察大臣们亲自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制度的优越性，眼界为之大开。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比较”，懂得了“谋国者”必须“善用其比较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与列强的根本差别不是别的，而是先进与落后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封建专制，中国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缩小与外国的差距。当此“霸国主义”时代，中国若想生存，除采用立体之外，别无他术。因此，他们回到北京以后，都详陈立宪利国利民，奏请采用立体。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独不利于官”
　　立宪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朝内朝外许多官员顽固的思想意识，有限的陈旧知识，因循的作风习惯，敷衍的办事能力，都无法与之相适应。他们惟恐被淘汰，到处散布立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言论；有的上折为专制制度辩护，说中国贫弱不在专制，而在君权不振；有的说立宪不利君，不利国，不利官，只助长民气嚣张。针对他们的谰言，载泽上折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独不利于官。”因为立宪以后，当官的权力不如以前大，利益不如以前多，所以极力阻挠，他们不是爱朝廷，而是为了一己私利；那些说立宪利汉不利满的人，也不是为国家着想，而是为满人谋一人一家私利；同时驳斥了人民程度不足的说法。请求圣明独断，不为众论所移，不为浮言所动。
　　慈禧
　　颁发仿行的上谕
　　慈禧看了载泽的奏折，大为感动。8月25日，命载沣和袁世凯阅看考察大臣条陈的折件。三天后大臣们进行讨论，绝大部分赞成实行立宪，事情就此确定下来，于是便于9月1日颁下“仿行”的上谕。
　　这道上谕尽管有强调“大权统于朝廷”的内容，对的开放相当有限，没有确定正式立宪年限等缺点；但它确立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准备改革制度，与国际接轨，使国家从此进入到预备立宪的新时期，即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新时期，正式拉开了中国制度近代化的序幕，是一个巨大进步。
　　没有人民的压力，清政府本无意于改革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经济不陷入深刻的危机，社会不出现严重的动乱，统治者就自我感觉良好，按着老路子走下去；凡是重大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统治者觉得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情况下，才被迫无奈实行的。
　　清政府确立预备立宪亦然，并非执政者的先知先觉。1901年慈禧下令实行新政、命大臣条陈政见之始，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盛铎即明确奏请实行立宪，第二年又有官员奏请实行立宪，然而均不为慈禧和督办政务处所采纳，连两广总督陶模设立议院（并非真正的议院）的意见也不理会。
　　新政无一涉及制度
　　清廷在1901至1904年期间所推行的主要新政，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翰林院编修、检讨以上官员，停止报捐实官；整理财政，设厂铸币；设立铁路、矿务、农务、工艺各公司；设立商会，保护利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增考中国史事论和各国艺学策，停止武科生童试和乡会试，复开经济特科；各省府州县设立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裁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办理巡警；满汉通婚等，均为行政、财政、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无一涉及制度。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推行新政期间尚无意改革制度，更无意进行重大改革。其所以在1906年决定改革专制制度、预备立宪，主要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民众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