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鉴赏说明
一 读法提示
1.认真阅读课文，熟谙作者所记述的史实。
2.从课文中找到依据，分析作者的观点和感情。
3.把握全文的感情基调，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语句。
二 背景知识
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
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内藏写经、文书等文物4万多件。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掠走写本、文书24箱，绘、绣佛画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走5箱写本，两次共掠走遗书、写本1万余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精品，掠走5000件。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又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极大的损失。
而所有这些损失，大部分都与当时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有关。王道士，即王圆箓，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当时的情形是，王道士对于敦煌的一切毫不珍惜。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清晨，他发现了藏经洞!但他对于藏经洞中宝物的价值一无所知。随意拣来送人。后来，外国人知道了，用了很少的钱就从王道士手中盗买走了其中的大量宝物。
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即是根据这一思路行文的。
三 鉴赏指要
余秋雨刷新了散文叙述的一般模式。他站在历史高度，以记叙生动感人的史料、掌故作基础，运用具有学者气度的表达方式，对人类文明特别是民族文化进行审视与反思，文章意蕴深隽、语言雅洁，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作者不墨守“一贯到底”的叙事模式，而是采用链环式结构，把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根据不同的需要切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集体。彼此相连又各具独立性，随叙述的演进不断推进感情的深化。
以下几点，在鉴赏中应予以关注:
1.课文以生动的描述复原了历史陈迹。细检当代藉史抒怀的散文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品位不高，仅以“大题材”和“小才气”取胜，文笔不够厚重。而余秋雨的散文则有所突破，极力提高散文的文化品味，从历史中参悟人格，从哲学中发掘诗意;他把握住人文科学的严肃性，对尘封于册箧中的历史事件进行高超合理的艺术加工，“枯骨生肉”，使人读起来置身其中。
2.课文的标题是牵连历史事件的索引，由历史的怪胎说及民族的悲剧。行文中因循历史轨迹，由今寻古、由古映今，视角互换，轻巧自然，文章思路与结构十分清晰。点染情境的景语，淡化了读者与历史事件的时空距离，催人生真情，启人明事理。
有人说:余秋雨能从书中见到活的山水楼台、活的历史人物;又能从山水楼台历史人物之中，见到一整幅的活的书。秋雨先生无疑又是“能感之”兼“能写之”的人。无数的人文胜地，我们一般都去过;许多文史典故，我们大都也知道，可是我们却还未能如秋雨先生那样胸藏丘壑，兴寄烟霞，横七纵八，拈来皆成妙文。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这样的将自家真实生命敞开来，去贴近文化的大生命，去倾听历史或沉重或细微的足音。唯其如此，他笔下的草木山川、庙宇楼台、飞鸿雪泥，总是关情，与人呼息相通，远胜于那些味同嚼蜡、质木无文、描眉毛画眼睛的文化史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讲中国文化，需要有秋雨先生的这一枝笔。他令人耳目一新地探入了中国文化的底处。这样的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胡晓明《读〈文化苦旅〉偶记》）
这确乎道出了余秋雨散文的优势。
3.诗化的语言表达技巧。余秋雨散文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打破了常规的叙事方式，还在于他擅长使用诗化语言达意传情。课文中几乎每一个语句都以情感“着色”，都具有凝练的表意内涵，给读者以新鲜感和反复咀嚼的引诱。
如王道士粉刷壁画，自塑天师和灵官像的描写以及作者写到此处的慨叹等等，都是令人痛彻心脾的。“今天我们走进这几个洞窟，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像这样的例子文中还有很多，注意体会。
解题指导
一 本题训练概括要点和语言表述能力。尽可能地精要概括，同时文章要点不要遗漏。最好让学生自己互相说，互相评。
二 本题所选择的三个语句，都有很深刻的含义。解说时需要重读课文中与之相关的内容，确认语句中用法特殊的词语的意义。
1.敦煌文物被帝国主义掠走，不能仅看成文物流失。这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愚昧，国土尚难保全，对文化遗产更无暇无力保护，灿烂的文化蒙满尘垢，珍贵文物横遭劫难，泱泱大国衰微破败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的无价之宝竟被斯坦因之流轻轻巧巧地从愚不可及的王道士处骗走、掠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王道士不懂得文物的价值更不明了何为爱国主义，他对宗教的虔诚使固有的愚昧衍生为痴呆和猥琐，他的行为于国于民罪不可赦，但与割地卖国以保王位的统治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况且，王道士正是那个时代统治阶级造就的怪胎，那个时代给他提供了祸及千古的“机遇”，说“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定位是准确的。
2.这两句话里包含了作者复杂的感情。“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当然不是为了称誉外国文化强盗，这里有鄙视的成分。为帝国主义的强权和霸道的文化观念“实干”，必须要玷污人类文明。作者承认他们“在学术上”的见地，意在指出他们的欺骗性，“但是”一句是表意的重点:句中“遗忘”这个词有很强的讥讽意味──分明是有意掩盖！“极基本的前提”指的是，那些被帝国主义学者占有的珍贵文献和无价宝物本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本来供奉在中国敦煌的石窟里！这一句蕴藏着愤怒和尖锐的批判。
3.这两句话是对当年统治阶级的声讨。他们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对祖先馈赠民族的文化遗产不仅看不牢、守不住，反而大量糟蹋，以致列强有隙可乘掳掠我国宝。这是酿成民族悲剧的根本原因。“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反映了作者内心难以言状的痛苦，体味前提条件和“有时想狠心”这几个字，我们可以感受作者在痛苦中蕴涵的强烈愤懑。
4.这话表明中华民族的屈辱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的中国非王道士时代所能比拟。话语中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三 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都包含着修辞因素，其使用意义需要结合句意才能确认。
1.作者满怀着沉郁和无奈回顾那不堪回首的一幕:敦煌文物一批一批被“文明”的强盗掠走，流失异国难以回归。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作者用“伤口在滴血”五个字揭示了这一比喻的含义。
2.“沉稳”本是描写心情态度的词语，这里移用到“笔”上。显然句中“笔”字，不能实解，而应理解为作者回述敦煌文物遭劫时的心情。这心情充盈着悲哀、遗憾和难以压抑的仇恨。
3.“童话”一词在这里另有指代意义和鲜明贬义，实际是指恬不知耻的骗人的鬼话。“童话”二字，将斯坦因丑恶的嘴脸和王道士愚昧可怜的形象勾勒得清清楚楚，尽现学者散文遣词用语的魅力。
四 以下几个题目可供学生写随笔时参考。
①谁是罪人?②是学者还是强盗?③回归与文物回归④敦煌再显辉煌
教学建议
本文分三课时教学。
第一课时
本课时重点：
一、对作者及其作品、敦煌的有关知识进行简介。(简介的材料见“有关资料”)
二、引导学生仔细阅读课文。对每一节内容有充分了解。
第一部分，通过对莫高窟道士塔的介绍引出了王圆箓和莫高窟的关系。并用简练的笔墨渲染出历史的悲剧:一个湖北麻城的农民，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他只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这一叙述表达了作者无比沉痛的心情。
第二部分，叙述了王道士在敦煌的所作所为。特别写出了王道士对敦煌文物的破坏性行为，以及作者心中的历史沉重感。作者深陷于对历史的反思之中。
第三部分，写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情况和他对藏经洞的处置情况。在这一节里，不堪回首的历史情景把作者的感情也推向了一个高潮。粉刷价值连城的壁画就已经荒谬绝伦了，没想到发现宝物以后的王道士更是出人意外，为了换取几个银钱，竟然大卖宝物。这文字读来让人痛心。其中对王道士品位的描写和对王道士送“客”的描写十分精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
这里补充一点史料。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载:“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的一层层乱堆在地上，高在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白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当时斯坦因不露声色地观察王道士，当他发现王道士对这些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时，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而斯坦因为他的一万多件经书、绘画、刺绣付出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而14块马蹄银折合出的只是16制进位的760两银子！
而伯希和盗掠敦煌文物的情况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据载，1908年3月伯希和赶抵敦煌，他凭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学知识，把藏经洞内的所有遗书通检了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他“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了洞中的全部精华。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教煌卷里几乎都是有价值的。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经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的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三周。(见《文化·体育》1999年第2期)
最后一节，在作者的“恨”之中，给读者广阔的思考余地。既写出了中国敦煌研究家们的辛勤工作，写出了作者对敦煌历史的忧思，同时还给世人以警醒。虽然用对比的方法给出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中国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惜墨如金的一笔，给人以无限的思索。
课文每一部分都是上一部分的内在延伸，思想内容逐步深化。王道士出卖敦煌宝物已经是百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一个既成事实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在余秋雨的笔下却写得如此生动活络。
第二课时
对作者在文中所述情感进行分析。了解作者所要表达内涵。进而理解作者的表述方式。
可设计以下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一 作者对敦煌历史和文化持什么态度?
参考要点:
莫高窟，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莫高窟被掠，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莫高窟被一个愚昧之极的王道士把持，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而他竟然为了几个有限的银元出卖古物，罪不可恕。
二 作者对王道士主持敦煌一事的看法是什么?
参考要点:
婉惜与愤懑。对王道士愚昧麻木的痛恨，和对他出卖文物的愤慨。
谴责与哀痛。对王道士及满清官僚无视历史的愚昧的谴责与历史文物被出卖的哀痛。
重点了解以下语句所蕴含的意义，并注意对词语感情色彩的品味：
1.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2.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3.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4.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官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5.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6.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7.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再作下一步筹划。
8.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9.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10.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11.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12.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13.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他们只是幽默地耸耸肩。
14.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
15.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16.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第三课时
继续对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行讨论：
一 敦煌文化在王道士手中被盗掠，作者的想法是什么?
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不愿意被掠，但是针对当时乃至后来的社会又深表遗恨，因为它们并不能很好的保存这些文物。
二 偌大的敦煌，前后十多年，在王道士的手中被卖掉了，其间的王道士、满清官员、政府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作者对于整个历史事件的思考是什么?
王道士愚昧而贪财。
满清官员及政府腐败而无能，且对历史和社会不负责任。
寄希望于新时代的学者与。
注意找出文中相关的语句加以理解。
三 引导学生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评判。
四 注意体会作者特殊的表达方法: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强烈的抒情意味。语句蕴含内容十分丰富。每一个句子都浓缩了作者的深情。阅读分析时注意品味、学习。
以上问题可能学生都有不同理解，教师适当引导即可。
有关资料
一 关于余秋雨和敦煌学
1.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
其文化散文以其学者的独特视角，独到的表现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高度评价。
2.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折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3.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是敦煌石窟，窟内陈列着自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间的彩塑和壁画，为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艺术博物馆；二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四五万件。就艺术而言，有绘画、建筑、雕塑、装饰图案、书法、文学等大量文物，是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音乐舞蹈史的珍贵史料。就历史而言，涉及、军事、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民俗、中西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所以敦煌学研究总体可划为两大部分:一是敦煌石窟研究，一是敦煌遗书研究。(朱政惠《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三》）
4.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概括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所有石窟，共计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明清，绵延1600多年，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单以壁画内容而言，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活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有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迄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经济、军事等等，英国人称之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总而言之，敦煌学研究所涉，上下两千年，纵横三万里，所称“敦煌学”，实际就是“中国学”。(段文杰《敦煌学回归故里》)
5.据统计，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万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千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千余号未编目;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件、藏文226卷;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合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件;其他人共有2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千余件汉文文书，韩国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千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千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原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所藏。(卢秀文《敦煌遗书知多少》，《文史知识》）
二 余秋雨散文评价
1.余秋雨在类似《道士塔》《阳关雪》《上海人》《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现的诚然是一种“感性体验”，同时又包容着他的理性思辨。他的“感性体验”发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世俗人情的领略、体悟，他以双重文化人格对它们予以谛视与观照，既是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积淀文化传统基因的大学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为当今改革大潮与商品大潮所拥抱的现代人。于是他以继承文化传统、又批判文化传统的悖论，导入他的审美观照，因而生成某一种文化的与哲学的焦虑，一种浸濡历史沧桑感的困扰，以及走出困扰的使命意识，即他自己所称谓的“文化苦旅”。其实这正是余秋雨既与历史“撞击”、又与现实“撞击”，既欲走出历史、又欲走出现实的思想的“苦旅”。(吴周文《90年代:中国散文现在时》）
2.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就这样，余秋雨的散文终于摆脱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篱，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规范中走出来，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余秋雨散文中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来自作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天赋，但如果只靠这些，也只能写出掉书袋式的怀古悼亡之作，决不会将一座“精神道场”弥漫于天地之间。因此，真正纯净的主体意识，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贤的话说，就是要摆脱“小人儒”而达到“君子儒”的境界。余秋雨的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关注，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当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4.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而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这是真正的大忧患大悲怆，说是历史的泼墨一点都没夸张。你看整个“文化苦旅”，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起初，你还会拥有一份自豪，一丝安慰，因为我们毕竟拥有过一个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创造下的辉煌的敦煌文明，尽管后世不肖子孙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着你便感到了寒冷，因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现了，慢慢地你会沉默，你会忧伤，你会呜咽，最后面对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却不再操华语的异乡故人，你能不悲鸣?中国的文化啊，难道你真的就断送于此吗?难道你真的最终也像古埃及、古希腊一样文明沉沦了吗?不，不会的！
《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余秋雨是那种乐意把笔浸润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关注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的文人，经历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领纳着风一更雪一更的寒冷，这里面怎能没有沧桑?一座破旧斑驳的牌坊，一堵朱红剥落的庙宇的断壁残垣，一条海岸边被风霜侵蚀的废船，那是岁月的层层结痂的痕迹，那是岁月无声却残酷的铁蹄，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无奈。在这里，沧桑成了一种人文景观，该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审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
5.《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写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开始他的粉刷”。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在这里读出黑色幽默，因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传的敦煌壁画!──这种生动又时时转换感情内涵的描述，充满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经常是写得更精彩。
(偌大的中国句)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证了鲁迅的一段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
(以上各段文字均摘录自萧朴编《感觉余秋雨》）
三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节录，桑兵)
（一）
伯希和1878年生于巴黎，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一说曾入学校)，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伯氏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
他于1906年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之托，率考察团前往中亚探险，凭借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1908年春，在敦煌低价选购了秘窟文书中的大量精品，运回法国。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运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12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达北京。本来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将得宝之事告知中国学者，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归国之际，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
伯希和归国后，代为影照石室遗书，开始进展顺利，很快便致函罗振玉。后因“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因先此交涉缘由，中方介入者，主要有罗振玉、董康、蒋黻、端方、缪荃孙等。由罗、蒋校录的《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排印;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或吴昌绶、缪荃孙等。后来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彼此切磋学问，交流信息。
伯希和因得敦煌文书而驰名宇内，一些出国考察而有心于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顺道拜访参观。1910年10月26日，赴欧美游历的张元济在巴黎设法将遗书浏览一遍。同年12月，担任在美国举行的万国改良会议中国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绍城，归途考察欧洲各国审判制度，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商请往观敦煌秘籍，未得回复，只见到沙畹。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此外，当时已有留学生接触法国的汉学家，如帮助沙畹从事古籍考释的吴勤训、魏怀等。留学巴黎大学攻法律的冯承钧，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研究，“时彼邦硕学鸿儒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劘切。”后冯氏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五百万言，其中伯希和所著占大比重，成为中国学人了解这位大师的重要中介。
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因此心情极为复杂。1909年罗振玉致汪康年函即称此为“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所恨者国宝遭劫，“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所喜者已影印部分，并可尽照其余;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余。后来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1922年，胡光获颁发嘉禾奖章，“而伯希和之名亦赫然为另一受奖者。当时以为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物，竟为外人予取予携大包小捆饱载而去，反而政府予以奖励，是为赏罚不明，因而虽获奖而终未领受。”30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又获睹其主动提供的笔记手稿，却感叹:“但有关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万端。”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又由于伯氏，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文物，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所以一般倾向于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对待。1935年，北平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对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也予以谴责，指其“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封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辩解，呼吁:“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辩，二度发表反对宣言时，即不再牵涉伯希和。
（二）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熟知中国学术。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元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看涵芬楼所藏旧书。
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四部丛刊》等书。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
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从1932年起(一说20年代)，伯希和负责主编在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且印费极贵，一时未能出版。”
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
1926年8月，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胡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对于前来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查，提出由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
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由埃及王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在开罗召开大会，北大国学门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
袁同礼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期间，积极培育年轻学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换形式派人到欧美各国学习进修，其计划得到伯希和等人的响应。经过协商，中国派王重民赴法，法国则派杜乃扬女士来华。派往伦敦的向达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尽管他们是后辈，而伯希和则身兼要职，仍然尽可能给予指教帮助。王重民在巴黎数年，不仅编制了有关敦煌遗书的详细目录，而且抄录摄制了大量卷子。
1935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1936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5月5日、18日、29日，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以及陈垣任校长的辅仁大学的宴请，与陪客胡适等人“谈甚畅快”。5月28日，在胡适的陪同下，伯希和到研究所看汉简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个‘外国文字碑文拓本总目’，以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适的赞同。6月6日，他赶赴上海，出席在环龙路11号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并代表法方致词。该馆以涵芬楼为基础扩建，“一·二八”事变中，被纵火焚毁。事后，以张元济为主席的复兴委员会设法恢复，并向各国募捐图书。法国方面，由上海法租界公益出资，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1500余种法文名著捐赠。在讲话中，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贡献表示敬意，说:“我今天能厕身在这许多学者之间，已深荣幸。尤其引为光荣者，则此次赠书的选择，鄙人能参与其事，各书科目齐备，都为基本名著，或能于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有所贡献。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来各方进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为中国的好友，兹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张元济、洪逵、李石曾、王云五等人讲话时，均对伯希和表示特别谢意，认为此举“不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沟通”,“还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现”。直到1941年5月，张元济等人还恳请伯希和出面说项，向上海法租界当局申请合众图书馆开馆及免税等事宜。
（三）
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保存古籍古物的意识渐强，禁止外国人肆意劫掠，参与敦煌盗宝的华尔纳、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人的进一步企图相继遭到禁阻或约束。伯希和则比较自律，他来华购书，“来此时即将此事告于中国人，临行时所购普通书及最近刊物之检查及放行事托之于古物保管会主持人马衡先生，以明其未曾携一古籍善本出境。”比较日本人多通过使馆直运，不啻天壤之别。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法两国同遭侵占，伯希和在艰难困苦之下虽坚持研究，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却告中断。战争结束，伯希和刚恢复正常工作，即因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葛兰言、马伯乐也先此一病逝一瘐死。1945年春得知马伯乐逝世时，方豪还为文悼念，及闻“伯希和之丧，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历经劫难、身心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恢复后的《燕京学报》第30期刊登1941—1945年间死难的中外著名汉学家的生平简历，以为悼念。其中翁独健所撰伯希和传，对其推崇备至:“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
翁独健的盖棺论定与30年代傅斯年所言一致，后者总结道:“伯君将已泯灭之数个中亚语言恢复之，为中亚史之各面及中国外向关系增加极重要的几章，纠正无数汉学之错误，鞭策一切之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影响所及德、奥、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
四有关敦煌学研究资料索引
《日本敦煌学研究简介》(荣昱，《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
《法国近年来的敦煌学研究》(耿升，《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
《敦煌学概论》(姜亮夫，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版)
《敦煌学论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敦煌学论著目录》(刘进宝，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敦煌学目录初探》(白化文，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
《敦煌学述论》(刘进宝，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敦煌学发凡》(窦侠父，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中国敦煌学史》(林家平，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
《敦煌学入门》(胡同庆，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摘自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