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绝非“平庸”之人
　　
　　东方早报：相对于的卡里斯马型魅力人格，的个性似乎显得拘谨、内敛。有位历史学家说是一杯平庸世俗的卡布奇诺，甚至他的词汇都显得没有独创性。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却掌握了中国最高权力20余年，其中的关键秘密是什么？
　　
　　王奇生：这个问题要分开来看：一是党外，蒋与竞争，是失败者；一是党内，蒋与、汪精卫以及冯玉祥、、龙云等人竞争，是胜利者。蒋绝非“平庸”之人。
　　
　　金以林：的一位盟兄在1930年代初同蒋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你在“毅”的方面没问题，今后要在“弘”的方面努力。谈到蒋的毅力，在他一辈的人物中，很难有人能超越他。单就记日记来讲，坚持半个多世纪不断，非凡人能做到。这也正是高于其他军阀和内大佬的地方。在1990年代接受日本NHK采访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的毅力没人可比，而他爸张作霖的心胸也非凡人。
　　
　　汪朝光：个人认为，能够控制、掌握最高权力，恰恰在于他较内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有大局观、更有大视野，因此，他在内对于最高权力的激烈竞争中能脱颖而出。同时，与他能建立起围绕自己的派系核心集团有重要关系。
　　
　　东方早报：一直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自居，孙中山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就意味着反叛现有秩序和传统，但对传统的态度似乎很复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的传统观？
　　
　　王奇生：对于儒家文化传统，蒋是信奉有加的。
　　
　　汪朝光：对于传统大体还是尊重的，而他心目中的革命，与尊重传统并不矛盾，他的所谓革命主要局限在领域，而他对传统的尊重有更多重的面相和内容。
　　
　　金以林：主张的传统和为人处世（包括手段）的传统是两个概念，相互间是可以融合的。蒋基本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第一就是民族主义，不实现民族独立，谈不上民权和民生。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能坚持，赢得胜利，已很不容易了。早在1938年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即提出“建国纲领”。是为实现民族独立，建国是为了实现民生。但不得不承认，在民权方面，蒋做得远不如其子蒋经国。
　　
　　东方早报：一生起起落落好几次，似乎每次遇到重大挫折他就回到宁波奉化老家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的乡土观念？
　　
　　金以林：蒋对家乡的留恋，正是表现出他身上的传统观念。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定会拥有强烈的乡土情怀。当然，作为一名家，当他失意的时候，能回到最亲切的家乡而又不完全脱离中心，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宁波奉化距当时的首都南京不远，都处在中国最富饶的江浙经济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他的家乡在西南、西北边疆，就很难说了。
　　
　　王奇生：蒋常在得意或失意时，回其溪口老家。除了乡土观念，也与其对母亲的孝顺有关。蒋在其母墓旁建有“慈庵”。每次回老家，他都要在“慈庵”内住上几宿。蒋提倡“忠孝仁爱”，自然也身体力行。
　　
　　“早年遭遇对个性和行事风格有深远影响”
　　
　　东方早报：在日记和生活中都对赞美有加，这样一桩婚姻似乎催生了真感情，该如何评估在的实践中扮演的角色？
　　
　　汪朝光：童年失怙，个性比较倔强，成年后是领袖，难以与他人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蒋的个人生活是比较孤独的。而作为蒋的妻子，又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相当的公关才能，对蒋的人际关系起到了调适作用，在蒋的个人生活中也算是夫唱妇随，有利于在紧张的生活中有适度的放松。
　　
　　金以林：和两人，各有所长且拥有一定的胸怀。他们的结合，确实为共同的事业互补长短、添砖加瓦。选择配偶，无论是为了爱情还是事业，都无可厚非。当今社会也是同理。难得的是，他们夫妻之间不仅仅只是为了“事业”而结合，在相濡以沫中还产生了爱情，化成亲情。
　　
　　王奇生：蒋宋婚姻总体上是和美的，但人非圣贤，作为夫妻，两人也并非没有摩擦和矛盾，1940年代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有时蒋日记中会笼统出现对女性的批评言词，其实是针对的。因为宋会偷看蒋的日记，所以蒋只能隐讳地表达其不满。在生涯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时期对美外交方面，但就总体而言，在上的作用可能被过于夸大了。其实在很多方面听从其姊宋霭龄的主意。不仅如此，连有时也会听取宋霭龄的意见。蒋日记中有过多次“与大姐商讨时局”的记载。这是过去不为外人所知的。
　　
　　东方早报：《天下得失》讨论了与、孔祥熙等姻亲的关系，以前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四大家族极其腐败和无能，并且这种腐败是得到了的支持和庇护的。喜欢任用亲戚和嫡系，与其幼时亲情的匮乏之间是何种关系？
　　
　　汪朝光：当年高层的腐败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内对此也有强烈批评。对于这样的腐败，虽然不满却又处理无力，以孔祥熙的贪污案为例，如此大案，最终也不过是孔被免职而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处分，可见对于亲近人犯案还是有所回护，而不能痛下狠手，结果招致外界对的批评愈发强烈，严重影响的对外形象。喜好任用亲近和嫡系，与中国的人际关系和内的派系纠葛有密切关系。
　　
　　王奇生：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及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僻的个性。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一方面，他非常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
　　
　　与结婚后，即感觉对人“防患太过”，并提示蒋注意，蒋自己也承认。在晚年回忆录中，对蒋的唯一批评是“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同样是拥蒋派系，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足鼎立。时期成立三青团，又有意使党、团互相制衡。特务系统也是中统、军统双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部下信任不专，有意使部属之间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相对于“外人”，亲戚与门生自然比较能够得到蒋的信用。
　　
　　“喜读圣贤经书，性格拘谨而不苟”
　　
　　东方早报：经常阅读的是哪些书籍？这对其人生的成败有何影响？
　　
　　王奇生：酷爱读书，这一点恐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蒋喜欢阅读中国古籍，尤其爱读经书，而且是反复读，如《大学》、《中庸》之类是其常年阅读作品。蒋读圣贤经书的重要目的是修身养性。其次是想从中国古籍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治术。《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年至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学之精理”，并将《管子》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
　　
　　在中国古代家中，蒋对王安石、张居正情有独钟。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对于近代历史人物，蒋一生最推崇曾国藩、胡林翼，反复阅读两人的文集，将两人作为自己修身立志的道德楷模。对曾、胡之后的历史人物，则很少关注和肯定。在青年时期对曾国藩也一度十分推崇，但投身革命以后，转而对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一批具有反叛性格和革命精神的人物予以特别关注和肯定，大量阅读他们的文集与传记。对比与的阅读兴趣，酷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古书是两人相似之处。但偏爱史书，蒋偏爱儒家经典。大体而言，蒋读古籍，要么侧重进德修身，要么着眼兵略政术，总之要有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单纯知识性、消遣性和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涉猎。喜读圣贤经书，性格拘谨而不苟。喜读古典诗词及杂书野史，性情豪迈而不拘。
　　
　　东方早报：王奇生教授有个比较著名的判断，认为是弱势政党，这与的个性有何关系？
　　
　　汪朝光：作为领袖的个性，当然会影响到的执政风格，不过，的个性虽然倾向于强势，而的组织力却十分薄弱，使蒋无法完全达到他的个人意愿，由此又可见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金以林：弱势政党，何尝不想成为强势。无论心狠手辣，还是意志坚定，蒋都不输于人。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个人性格无法左右的。
　　
　　王奇生：蒋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
　　
　　东方早报：毫无疑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的政府里容纳了很多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是后来的蒋经国能够解除、报禁的文化基础呢？
　　
　　汪朝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未必是对立的两极，但容纳自由主义者的前提是不能从根本上违背他的意旨，他在本质上还是威权领袖。蒋经国后来解除报禁有诸多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与政府容纳自由主义者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
　　
　　金以林：容纳自由主义者，同1980年代蒋经国开放没有必然联系。这是环境使然。特别是到台湾后，已由一个弱势政党转变为一个绝对的强势政党。
　　
　　王奇生：到台湾后，因统治范围大为缩小，专制力度反而增强。小蒋接班后专制并不逊老蒋。但蒋经国在去世前做了一件改变台湾历史走向也改变自己历史定位的大事，即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将台湾引入民主之路。这是一种大智慧。台湾威权体制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最高领袖的最后“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