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要挑诗词的刺

2019-08-27 18:16:02

说起来,与胡适的相交,时间还是颇早的。最初,他是通过文章知道胡适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用的自述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后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胡适正在这里当教授。这期间,他们是有过联系的。胡适的日记里,曾留下过这样一笔:“来谈湖南事。”时间是1920年1月15日。关于这次会面,胡适在1951年5月读到萧三的《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时,因为其中两次提到在湖南组织“自修大学”,便引起回忆:“依据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自北京回到长沙后,随即给胡适发了一张明信片: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
  
  给胡适的明信片原件保留了下来,这大约是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交往的最明确证据了。
  
  因了这一层关系,在延安时,曾请去那里访问的傅斯年代向胡适转达问候;借着这片东风,胡适在胜利后的1945年8月,向发一电文,讨论国事,力劝及领袖:“宜申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此时两人的思想,已相去甚远,当然不可能接受胡适的建议。
  
  除去这样、文化的交流外,意外的,胡适还读到过的诗词,并有过评价。虽然从解读的角度和兴味看,并未显现出他作为新文学运动开山祖的胸怀,而是带有一些偏见的看法,可是,胡适仍不乏文字敏感。尽管他先前未读过诗词,可报上误印制的错误却能立即发现并指出,这功夫还是令人十分佩服的。
  
  1941年2月初,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从当地的《华侨日报》上,见到转载的一篇署名“叶林”的文章《关于朱毛的片段》。文章引录了的诗词各一首,诗作三首。这引发了胡适的兴趣。他将文章剪了下来,贴在日记本上,并对两人的诗艺加以评议。
  
  胡适当时见到的词,是作于1935年10月的《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望断南飞雁”,报上误印为“望渐南飞雁”。这个“渐”字,引起了胡适的质疑。他动笔将此字圈了起来,在旁边加一个问号。“望渐”意思不通,对文字敏感的胡适马上注意到了。此文在引这首词时,并没有词牌,胡适读毕,在词末加注:“清平乐。”
  
  叶林文章中引用的的诗,是作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长征》。这首诗人们虽然熟悉,可当时所见字句与现在发表的略有不同,值得照录: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泊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红军过后尽开颜。
  
  与现今定本不同处有二:“金沙浪泊悬崖暖”,今作“金沙水拍云崖暖”:“泊”字当为误抄或手民误植。“浪”字,后来自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悬崖”是传抄有误还是作者当时原文,这里就不好臆测了。
  
  “红军过后尽开颜”,如今版本为“三军”。现在看来,定本的意味要深长一些,内涵也较广,可“红军”是当时称谓,作者当时用的就是“红军”二字,也有可能。
  
  诗词之外,还例举了的三首诗。因为胡适也有评价,所以值得略加介绍。
  
  《移太行侧》
  
  停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
  
  《住太行春感》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士坚持北伐心。
  
  百万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战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侠,驱逐倭儿共一樽。
  
  这两首诗,后来发表时多有改动。例如第一首中“停马太行侧”,后来改为“佇马太行侧”,文气多了:“战士怯衣单”改为“战士仍衣单”,意思好了许多。两首的题目后来也都有改动。
  
  读完、诗词,胡适在日记里发表议论:“毛的诗词还可看。”针对毛、朱二人均写旧体诗,胡适感到颇为不解:“两人各有七言律诗一首。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1959年,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于3月写作《自由与容忍》一文时,读到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诗词十九首》。大约因为大陆大批胡适未久,积了一肚皮的怨气,胡适便认为这本小书由“文物出版社”(胡适日记里加有“所谓”二字)出版,“真有点肉麻!”对于写成并发表未久的《游仙赠李淑一》(后更名《答李淑一》)一词,胡适抄录了下来,并发表评论:“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胡适说此词“没有一句通的”,是什么意思?大约是说押的韵脚吧。在当天的日记之末,他这样说:“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此通韵法。”胡适本人是深通音韵的,可他不敢过分自信,还请赵元任来帮忙。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韵研究甚深,造诣极高,他的看法,应该是不差的。
  
  这首《蝶恋花》词,胡适仅从韵脚不协这一点,认为此词“没有一句通的”,感觉上有些泄愤的意思。诗词还应当从内容、意境等方面解读,可胡适完全不言及此,有以偏概全的味道。他在前面所说“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一句,大约是从其他资料上见到大陆文人写的有关此词的解读文章而发。从胡适的基本观念出发,这样过分吹捧国家领袖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可以证明胡适对诗词有偏见的,还有著名学者何炳棣的一段回忆。1960年8月,何炳棣来到胡适在纽约的公寓。胡适在谈话中告诉说,何炳棣在1958年英译的两首《沁园春》(一为《长沙》,一为《雪》),他看了后很不舒服。何炳棣在英译序文中对的诗词才华作了肯定,胡适却夸张地说:毛的那两首词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何炳棣坚持不让。他指出词的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所写的《长沙》,前半写景之中掺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皆有可取之处。胡适还坚持自己的看法。何炳棣另辟蹊径,说胡适在与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中,称赞齐白石的诗作得好,好就好在他的薛蟠体,为何现在对的诗词又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适略思考一下,忽然用英文说:“ButIhavetoadmitthatMaoisapowerfulprose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何炳棣也随即用英文回应:“Now,sincethefatherofthe20th-centuryChineseRenaissancesaysthatMaoisapowerfulprosewriter,howcanhebetoolousyapo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糟糕的诗人呢?!)听到此,胡适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显然,胡适对大陆的认识,影响到他对诗词的基本判断。
  
  据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回忆,1956年时,曾说过: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从胡适的为人及为文表现的立场看,并不多么了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胡适。那么,胡适在那以后的岁月,不理解,同时很难领会的诗词意味,也就很正常了。不过,透过胡适对诗词的阅读,我们还是能看出,态度的异同,完全可能影响到文学欣赏及评价,虽然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彼此评价标准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