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滑稽的“经济账”

陈明远
　　
　　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他们内心里，大都懂得钱的重要性。陈明远先生深入研究了鲁迅、胡适、蔡元培、王国维、周作人等一批文化名人的生存状况，也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生活中怎么理财，并结集为《鲁迅时代何以为生》。这是一本谈文化人与钱的著作，读来颇为有趣。
　　
　　1906年，出生于河南潢川古城樊城铺一个耕读人家。父亲王言炳，靠教书种田为生，清光绪年间中举，周围百姓称为王举人或王孝廉公。随着生齿日繁，家境渐入困顿，当时街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有兄弟姐妹共8人。
　　
　　5岁丧母，在继母和姐姐照料下，自幼发奋读书，先随父亲习诵四书五经，打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
　　
　　1923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取设在开封的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伯叔们又闹分家，他仅读了一年英文，就不得不辍学。
　　
　　此时设在开封南关的河南省招考邮务生，考试科目是中文、英文作文和英语口语。待遇是月薪30银圆，考取了。
　　
　　难以维持在北大的学业
　　
　　1925年夏，辞去河南邮务生之职，带着一年工作的积蓄(不到200银圆)当做学费和生活费，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预科。
　　
　　1926年7月，在北京创作了3万余言的小说《毁灭的精神》。当时《现代评论》发表作者的稿件，除赠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可是向《现代评论》投寄稿件的附信中要求稿费30银圆，否则就请退还，《现代评论》编委会议决，破例支付30银圆稿费，此事一时在京城文学圈内传为美谈。
　　
　　然而经济上的重负又逼迫而来，工作一年的积蓄已用光，微薄的稿酬杯水车薪，家庭不能给予支持。读完大学二年级，再一次品尝被迫辍学的痛楚。
　　
　　20世纪20年代，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看戏吃喝玩乐在内，一年准备180银圆就很不错了；节约一点有120银圆也足够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10—15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400—600元，合2009年人民币800—1200元)。北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由清末民初的奢侈浪费转向五四时期的俭朴平易，甚至清贫苦读，简言之，由纨绔子弟型转向平民型。
　　
　　即便如此，的经济状况还是难以维持他在北京大学第三年的学业。
　　
　　上海亭子间里的自由撰稿人
　　
　　1927年，离开了北京，到上海依靠译著换取稿酬而维持生计。他住在靠近华界的、法租界菜市路的一条小弄堂的亭子间里。弄堂很脏，房子很旧，他那个亭子间尤其破败湫隘。四壁空空，一灯如豆，充分显出房主人的凄凉光景。他们的家具除了破床之外只有一个破旧衣箱。
　　
　　原先北大党支部里的女同志刘莹成了他的爱人。她的第一个孩子因生下来无法抚养，死掉了。
　　
　　1932年夏天，领了稿酬连同在庄河县带回的存款兑换了400银圆，用铁皮箱钉好匆匆赶回故里。
　　
　　返回上海时，迁居法国公园附近福履理路建业里东街71号，靠译书维持一家生活。
　　
　　有一次，他领回30银圆稿费，让刘莹去买米、油、盐等，自己去房东处交积欠的租金。回来一看，屋内一个男子拿着箱子正准备往外走，怒目而视，拦住小偷。窃贼扑通跪在地上，哭诉自己实在无法，他是个鞋匠，儿子重病在床，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就拉起窃贼去他家核实。果然，窃贼破烂不堪的家中孩子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妻子在哭泣，很是凄惨。掏出交房租后剩余的10银圆交给窃贼，要他赶紧送孩子去医院。后来，鞋匠带着已病愈的孩子提着礼品来道谢，坚决不收他的礼物。对鞋匠说:“你们的生活比我们苦，留给孩子补补身体吧。”
　　
　　1934年冬天，和刘莹生了第二个孩子。女孩落地时，家中一贫如洗。幸得朋友陈其昌将衣物送进当铺，得洋20银圆，拿去给他们应急。
　　
　　有一天，送稿到中华书局，在交稿间隙，他翻看自己上次交来的译稿，不禁火冒三丈。原来，编辑不懂装懂反而弄巧成拙将文章改坏了。当场拿回译稿，撕碎与中华书局的译书合同，拂袖而去。饭碗砸了，又吐血不止，一检查是肺病。刘莹力劝他去杭州养病，她说:“我带孩子回长沙，求父亲帮助，每月给你寄30银圆，你安心养病好了。”夫妇变卖了家当，备齐路费，赴西湖养病，刘莹带着幼儿西行长沙。
　　
　　延安的供给制生活
　　
　　1937年10月，只身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起初分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调到设在清凉山的出版局，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扎实的外文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成立。宣传部长洛甫()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进来工作，在中共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的津贴是4元5角，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5角，比少5角。专事译述，除工资外，尚有稿费收入。
　　
　　1939年，与薄平同居。不久后，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居。
　　
　　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也享受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为瘦削，没有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围着范文澜在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一份给了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根本不能穿。
　　
　　在编译室，只有两个人，没有与之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与何锡麟争吵只因为学经济的何锡麟指出的一处翻译不应用“价钱”而应改用“价格”。何锡麟后来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1941年春，写了一篇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的文章，里面有一部分是与商榷的文字。后来在批判大会上发言说:他在马列学院的时候，和同一个党小组。由于当时翻译有分工也有合作，在分配稿酬时稍有不公，便大吵大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1938—1942年，在编译室4年内，共译出200万字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稿。有《德国的革命与》、《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还有《什么是革命之友》、《委员会告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等，在《列宁选集》18卷中他译出两卷多。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在当时产生不小的影响。直到1950年三联重印《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书时，校对王学文还将应得的稿酬交给了当时的马列学院机关党委，三次共交了264万元(合新人民币264元)。（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