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长杰
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早期学术繁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儒、道、法等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明确排斥。儒家经典论著《论语》中讲道：“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所为。”所以认为君子当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科学技术为“小道”而不为。道家崇尚自然，主张小国寡民，安贫乐道，对科学技术持有抵触态度，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智慧出，有大伪”，“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技）术，奇物滋起。”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才能保持原有的自然本色。法家基于“定分止争”“兴功惧暴”的要求，看到了科技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性，但法家却并不推崇科学技术。
在这一时期，唯独墨家对科学技术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墨子在上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同时，还在几何、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及军事技术、机械、土木工程诸方面取得伟大成就。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钱临照更赞叹：“集数百条自然现象与思想之定义与定律于一书，先秦诸子之著述中惟此墨经而已矣；求诸世界并世之古籍中，亦惟古希腊之少数著述始足以相埒，吁，亦盛矣！”并言称墨子是“我国古代稀有之科学家也”。随着近30年来墨学这一“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以《墨经》为代表的墨家科技成就获得了学术界普遍承认和推崇，墨子也被尊称为“科圣”。当代著名墨学专家杨向奎先生认为：“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笔者认为，墨子的科技成就固然让人骄傲，但是其在科技实践活动中贯彻始终的“人文关怀”更值得珍视，对当今科技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义利统一”——墨子科技思想的功利主义
所谓科技功利主义是以墨子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也就是何谓至善的问题。孔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把义利对立起来，主张“仁者安仁”“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墨子回答这个问题时主张既“贵义”又“尚利”，提出了义利合一的观点：既肯定“利人”为至善的标准，维护了道德原则的尊严；又把“义”看成是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
墨子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他认为：“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故“义”是“正”。在《墨子·天志下》中墨子又说：“义，利也”。（《墨子·经说上》）即“义”是“利”，主张“义”以“利”为内容。在墨子看来，“利”是判断衡量事物是否合乎“义”的价值判断尺度，“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墨子·贵义》）。他明确提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经上》篇中写道：“功，利民也”，就是说只有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才有“功”可言。他还说：“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人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人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也就是说，墨子以利人、利民为义，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义”是“天下之良宝”。
墨子认为，凡是符合于“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就是“不义”。一切善恶之名的区别也都以是否有利为标准。有利于天下人的现实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标准；反之，凡是有害于人的，就是恶。为了实现行“义”的目的而得到“利”，墨子是愿意付出代价的。他在《大取》篇中说：“断指与断腕，利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墨子那种只要对天下人有利，无论断指还是断腕，是生还是死，都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博大情怀。在这样的“义利统一”思想的推动下，在“行义重利”的人文关怀大旗的指引下，墨子及其弟子的科学技术实践都是努力地趋向实现“义”“利”等功利性目标，最终实现“刑，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墨子的科学发明和创造，只不过是他的“义利统一”思想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射和外化。
在这里笔者想指出墨子所讲的“利”，乃立功之利，当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规范，而不是世俗所慕财货之利，简单地说：墨子之利是公利而非私利，不是损人利己之利。墨子眼中只有“人民之大利”“天下之利”“国家之利”。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