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这个名头是科举时代的东西。清末的时候进士便没了，清末的时候才有了记者，要出现一个进士记者，就必须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期间。因为在科举年代，中进士概率极低的缘故，后来做了记者的只有一人，便是。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记者，与刘少少、徐彬彬并称为“报界三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称其为难得的“报界奇才”。
他是中国新闻史上永远也无法避开的一座高峰。他的新闻思想，直至如今，仍对新闻工作者有很大的启迪。他仅仅活了三十岁的人生，则是处处充满传奇。
传奇的科举之路
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是后来为自己取的笔名，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世家。其曾祖黄凤楼是道光十二年的进士，叔伯父黄儒鉴、黄儒藩、黄儒镰均为举人。其父黄儒藻，字镜垣，秀才出身，在宁波办过洋务。这样的家庭背景，家庭环境，使得自幼就受到非常好的家庭教育。他本人也天资聪慧，过目便可成诵。由于家中的藏书丰富，其人好学，故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优越的家庭条件使得他在四书五经之外还跟随家里专为他聘请的一位女外籍教师学习了英语。
后来他转到浙江吴兴南得公学读书，那时的学生已经开始闹了，就是参加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当时只有19岁的考取了秀才，并于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7名举人。在次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赴京赶考的荣登金榜，得中进士，成为清王朝的最后一批进士。于同榜中进士还有、谭延闿等，而年龄最小者，就是年仅20岁的。
两年之内从秀才到进士一路顺畅而过在科举时代是很少见的。我们现在看它的时候，潜意识的会把它放在整个科举的历史中看，好像并没什么特殊，但在当时两年内连登三榜的成绩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考中进士之后，在整个江西省都引起很大的震动。
这个时候按着传统，应当要当官了，而且起步就必定是县令。但到了20世纪的读书人已经接触到了很多新的气息，不再迷恋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了。便因此决定赴日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靠着进士的功名和海归的资历，先后在清政府担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
这时一个影响一生的人出现了，他就是代表清政府赴欧考察的北洋五大臣之一的李盛铎。考察回来的他对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觉得此话有理，便接受了建议，开始转行往新闻界发展。对于此，他的《忏晦录》中这样写道:“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清廷俱毕，嗣后即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也就是从这开始，准备离开官场，寄身报馆。
传奇的报馆生涯
刚刚离开官场的时候，清王朝覆灭了。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也便走到了尽头。
转行后不久，便与蓝公武、张君动等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专门评论时政，由于见解新颖，切中时弊，深受群众。先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先后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并在《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等报刊上撰稿。著名国学大师的钱钟书的父亲民国四大国学大师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说:“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
民国是个非常复杂，非常黑暗时代。共和与君主、民主与专制、革新与倒退、独立自主与丧权辱国同时并存，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互相纵横的编织着整个民国。而民国最具代表的城市，就应当就是上海和北京。在那时，若生活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小山村里，对改朝换代，对民族危机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触，但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就会完全不同。作为一个优秀而记者，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笔下往往会有更多对社会的思考。 1 2 下一页